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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任何王朝都要同时解决两个问题：人的生活幸福感和人的积极劳动意愿。

旧王朝的衰落，从开创者的兴盛，到继任者的无力回天，有一个社会预演模型从启动到失衡的过程。冗余的压力积淀到出现不可逆的危机，需要时间，最后的责任就如同压缚骆驼的稻草，是末世君主的悲哀。

在旧社会，当货币所代表的信用在农民手中稀缺的时候。就代表了他们只能接纳利息所代表的血腥，从而被迫且间接的实现对王权的供养。

王朝的权利，就是在赋予食利者以生存和保障被盘剥者的稳定之间实现的。

任何君主的着眼点都在于：如何维护权力来源的当下信用，同时要驱动社会的正态发展。

信用以开创者的契约为证，制度以传后代共守。时与之进，制度不进，难矣。

纣王之昏庸，未必是奴役奴隶的昏庸。而是新发展阶段下，诸侯不配合奴役的利益博弈之争。

在如此大局视野下，所谓王上的荒淫未必甚于前王的享乐，多半更是食利团伙背信的遮羞布罢了。

发展的进步在于，如何让被盘剥者减少不平的愤闷又甘于以自己劳动成果维护王朝，以实现更少内耗更优效能的稳定。这就是管理与被管理的难题。

大方向一直是对的：源于群众，不离开群众。具体实施是不易的。